新冠病毒变异，英国的病根在这里

英国的抗疫就像是老烟枪戒烟，赌咒发誓、保证许愿、来来回回，弄得劳民伤财，到头来却还是老样子。

雪上加霜的是，在伦敦与东南部肯特地区，出现了一种传播速度更快的新冠变异毒株。并且，年轻人口似乎更易于感染该毒株。

更让人无语的是，这种变异毒株实际上早在九月下旬便已在伦敦、肯特等地患者中出现，并于十月中旬完成了基因测序。而英国政府则经过“严谨”地研究后，一直到12月中旬才将消息公布于众。在这期间，这种变异毒株可能就是造成第二波疫情从10月起开始大流行的罪魁祸首。笔者的许多本科学生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纷纷“中招”。

实际上，从2016年正式宣布退欧之后，英国那种散装国家的特性便开始愈发明显。而这次疫情影响下，英国更是格外强调“权利下放”原则。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与北爱尔兰各自为政，在诸如封城、解封、检测、收治、以及病患统计等多方面都采取不同政策。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在颁布各项抗疫政策时，更是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触动高度细分的行业集团与工会利益。仅在入境隔离与检疫问题上，至今也未能有明确的行动方针。与此相对的是，随着夏天英国第一次全国解封开始，中央政府却不断放风，表示接下来的抗疫会将决定权进一步下放到英格兰各郡、市，乃至镇政府。鲍里斯的保守党政府不止一次表示，此举是合乎“自由传统”，并能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的善政。

这一说法，更是成为后来媒体讨论中用来“反思”英国抗疫失误原因的“理论基础”。即，英国抗疫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央政府独断专权，忽略地方政府、社会团体乃至个人的能动性。由此，舆论中开出的药方则大多是，需要进一步将国家医疗保险（NHS）私有化，让“更有创造力”的私人部门取代“腐败低效”的公共部门，号召将英格兰中央政府的权力进一步下放到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乃至个人，在抗疫政策方面有充分的自由、自主权。

英国国家医疗保险（图源：NHS官网）

与此同时，政府在向私营企业输送利益时却毫不含糊。据统计，从疫情爆发以来，各类私营企业，已获得了超过170亿英镑的政府合同。在这些企业中，有不少同现任政府官员有种种裙带联系。

例如，为遏制病毒在社区内传播而专门定制的手机追踪定位（Track and trace）软件，其合同被授予一个毫无资质，但却同内阁部长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有裙带联系的公司。而至今为止，这个政府花巨额资金投资的系统还是漏洞百出。

迈克尔·戈夫（资料图）

更令人心寒的是不久前媒体曝出的另一则丑闻，一个来自迈阿密的珠宝设计师获得了抗疫期间为医疗系统提供个人防护设备的合同，价值2.5亿英镑。而在这笔钱中，有近10%被作为“咨询费”付给了一位名为加百利·安德森的掮客。

在这份巨额合同中，有货值7000万余英镑的共1020万件医用防护服是今年6月初便签订生效的。这几乎是整个英国国民医疗系统在至今为止的抗疫过程中所使用的全部防护服总量。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直到今年9月份，英国卫生大臣还在强调，英国医疗系统的个人防护设备仍旧面临短缺。实际上，抗疫期间，巨额公帑去向不明，公共采购防疫物资质量不合格、货不对版的事情在英国层出不穷。

但迄今为止，也很少有监管机构对此进行全面调查，追责更是无从谈起。

对英国而言，抗疫更像是一场保经济、让少部分有裙带关系的人发财的好机会。从7月4日英国重开酒吧、理发店、餐馆等服务业开始，就标志着振兴市场的需求彻底取代了公共卫生安全的需求。

（图源：路透社）